瑞士是世界上举世闻名的钟表国家，日内瓦则是这个钟表之国的钟表之城，进一步称它为钟表的摇篮应该说也是恰如其分的。然而在16世纪以前，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日内瓦都不能算作是一个跟制造钟表这样精密的玩艺儿有联系的地方。
尽管随后日内瓦或者是瑞士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可以成为世界钟表制造业的中心，但16世纪宗教改革者约翰·加尔文的影响在日内瓦是不容忽视的，他在一定意义上促成了今天的结果，加尔文作为法国宗教改革家，与同时代起源于德国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相呼应，主要区别是前者以法语为母语，在教规上更为严厉，主张更为节俭和省察的生活方式；而日内瓦正是紧靠瑞士西南边境的一个法语城市，当时该城新旧两个教派斗争激烈，加尔文作为法语新教的代表性人物，受当地新教拥戴者之邀于1536年首次来到日内瓦，后离开一段时间，又于1541年重返日内瓦。
加尔文教的教徒为数虽然不多，但大多数为信仰简单严谨生活的手工艺人，其中不乏有锁匠，钟表制造者，首饰匠等身怀绝技的追随者，他们来到日内瓦后，又与当地擅长制造八音盒的匠人结合，恰逢钟表制造盛行，巍然成事。在欧洲，讲法语的人擅长制造钟表一方面跟地域环境有关，另一方面，因为法语几乎直接来自于拉丁语，所以在承袭古希腊人的求真严谨和古罗马人的优雅与奢侈方面略胜一筹，以上这两点都是制造精密钟表所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
综述以上各点，虽然至今没有一个品牌的手表以加尔文的名子命名，已经不显得那么重要，总之400年前加尔文教徒聚集于日内瓦并为当地钟表制造业带来繁荣却是不争的事实。根据当地历史记载，１６世纪以前的日内瓦是欧洲腹地的一个堕落的城市，除了红灯区和小酒馆以外没有任何可以值得自豪的东西。约翰·加尔文１５０９年生于法国北部的一个小城市，性情阴郁而严厉，追随他的人大多生活节俭并躬于制造，这正是这位宗教改革家所极力倡导的品行。加尔文教在日内瓦“干涉一切私生活”的教规甚至牵涉到了人们必须穿什么样或什么颜色的衣服，以及吃什么或怎么吃；总之，给人留下可自由做主的空间极为有限。这样的结果使之许多人要么迁徙它地谋生，要么埋头只做被教规允许的事，而制造精密的玩艺儿，正是打发甚多余暇和调节单调生活方式最合适的营生。
到了１５５６年，当一个来自英国的加尔文教徒在参观了日内瓦以后，发出由衷的感叹，他亲自体会到只有在这种“超级净化”的精神环境中，人类才有可能专心致志地做出巧夺天功的精密机械装置，这通常指除了钟表以外，还包括各种量具、锁具和工作母机。在英国或欧洲的其它地方，由于世俗精神污染严重，人们心高气躁，并不时受政治所左右，故匠人想一心一意做事已不可能。加尔文教的“意外贡献”一直持续到四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尽管他本人只在世上活了５５个春秋。当时日内瓦已经有一定的制造精密玩具，首饰以及其他类似机械玩艺儿的基础，只是规模和水平有限，另一个原因是当时钟表的供求市场还没有建立起来，知名度也没有打开。加尔文教徒来到以后，一来是加强了这里制造业的技术地位，二来是为今后的产品销往欧洲其他地方提供了客观的条件。还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是，16世纪欧洲各地兴起的新教和加尔文教不谋而合，教规主张信教者奉行节俭和省察的生活方式。其后随着新教的盛行并渐渐成为主流，包括统治者也开始接受新教的观点，奢靡的生活方式有所收敛，而价格昂贵的珠宝正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代表之一，故在需求上受到抑制，钟表作为实用品，不在教规的抵制之内。教规就像一只无形之手，使教民为命是从，当时没有人不信教，而所谓的新式基督教于17世纪开始在欧洲大行其道。欧洲没有统一的教规，但有相对统一的主张，其中有一项主张就是摒弃类似于珠宝首饰这类的奢靡之物，而崇尚节俭和实用的生活方式，钟表有幸没被列入奢靡用品之中。
新教技工的努力再加上市场的扩大，于不经意中成就了日内瓦乃至整个瑞士在世界钟表制造领域中的地位。其中有必然的因素，也有偶然的机遇。16世纪欧洲各地兴起的新教和加尔文教不谋而合，教规主张信教者奉行节俭和省察的生活方式。其后随着新教的盛行并渐渐成为主流，包括统治者也开始接受新教的观点，奢靡的生活方式有所收敛，而价格昂贵的珠宝正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代表之一，故在需求上受到抑制，钟表作为实用品，不在教规的抵制之内。教规就像一只无形之手，使教民为命是从，当时没有人不信教，而所谓的新式基督教于17世纪开始在欧洲大行其道。欧洲没有统一的教规，但有相对统一的主张，其中有一项主张就是摒弃类似于珠宝首饰这类的奢靡之物，而崇尚节俭和实用的生活方式，钟表有幸没被列入奢靡用品之中。
因为加尔文教徒的是外来人，他们的流动性很大。加尔文教徒远不止只把制作钟表的技艺在日内瓦发扬光大，还把它带到了新大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以西130公里处的钟表城兰开斯特市也是一个因加尔文教徒的到来而兴起的钟表城。18世纪中叶由瑞士移民建立，他们为这里开了制造钟表的先河。
钟表既然是最早的现代计量机械，那么它的制造者就想当然的成为科学仪器制造者的先驱。早期的钟表制造者尽管没有严谨的构思和高深的理论，但他们为后人遗留下的工作母机和精湛的基础技术，制造齿轮和螺丝就是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伽利略和惠更斯先后采用的钟摆使钟的正确率比过去提高了十倍，但是，如此一来，制作哪怕是最简单的一个钟表，也需要大量精密的零件和熟练的技工，这使得制作钟表的人从此不可一心二用，必须专心致志。
齿轮是机械式钟的主要连接结构，早期齿轮的锯齿完全是用手琢磨，这样就难以保证它们的绝对匀称。当时（1540年）一个在西班牙为皇帝查理五世制造大型钟表的一位意大利工匠就曾在他的自传中抱怨说，他必须每天磨出3只以上的齿牙才能在3年半的规定时间内将钟表制造出来。为此，在其后不久，人们发明了一种手动车床，叫做切齿机，从而提高了钟表制造者的工作效率，它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制造钟表的重要工作母机之一。
螺丝和齿轮一样，也是制造钟表所不可或缺的，螺丝的概念也很有些像齿轮，可以追溯到阿基米德时代甚至更早，古希腊科学家海洛还曾发明了专门制造螺丝的工作母机，但要制成大量适合钟表使用的螺丝始终是个难题，日内瓦的钟表工匠们为此大伤脑筋。直到19世纪中叶，大批的符合规范的细小尖头螺丝才被制造出来。而制造这种螺丝的工具启发居然是来自于压榨葡萄酒的简单器械。因为压榨葡萄的木螺纹压制机一直是由手工刻槽，与用作于钟表的金属螺丝的制造理念大同小异。
最早的全金属车床由钟表匠所造，也为他们所用，到了 17世纪，日内瓦的钟表制造技术已经稍稍领先于同时代的其他地方，并已开始采用分工的模式。当时钟表制造业有16个不同的工种，后来又被细分为21个，其中包括机械制造工、精加工、打眼工、弹簧制作工、铜时针雕刻工、钟摆制造工、钟面雕刻工、部件抛光工等。
钟表的制造激发了日内瓦人智慧的潜能，产生了各种新的见解与设想，分散了人们对社会的注意力和对奢侈生活的向往，尽管他们的产品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奢侈的代名词。对钟表制造者而言，一旦投入其中，谁都将乐此不疲。冬不冷夏不热的气候使日内瓦的钟表工匠们如鱼得水，几百年来他们已经习惯于闭门造车的单调生活，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禁锢在简朴而严谨的生活之中。他们吃着简单的事物，经常衣不解带，连续十几天足不出户，一切的精神寄托都系于制造钟表之中。他们的产品—钟表，使人们跨越了宗教语言的界限，使世俗社会变得有滋有味。几个世纪过去了，日内瓦从为数寥寥的钟表匠、铁匠、锁匠和冷兵器制造者的聚集地逐渐发展成欧洲乃至世界钟表制造业的中心。继世界钟表业公会于1544年在巴黎成立后，同样的工会1601年也在日内瓦出现，而一心热衷于在海外拓展领土的英国，直到1630年才成立类似的组织。就此不难看出，英国人只对使用钟表感兴趣，对制造钟表不感兴趣，英国的传统使得它更倾向于输出理念而不是躬于制造。把理想放到一边，一心埋头制造的风气则在日内瓦以及相邻的几个城市生根开花，这些不起眼的小城市的工匠们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制造出世界上最锋利的刀具，威力巨大的枪支，创意新颖的玩具和精密诱人的钟表。
十五世纪前意大利曾是艺人的圣地，当时世界上80%的精巧的奢侈品都来自米兰，热那亚，罗马和那不勒斯，上述地方是古罗马优雅生活方式的最具代表性的传承之地。十六世纪始，许多熟练的手工艺人成为加尔文教的追随者，他们遍寻栖居之地，最终随加尔文落脚日内瓦。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以钟表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德国的奥格斯堡和纽伦堡差点儿就成为另一个日内瓦，但因那里的宗教迫害也很厉害，让人却步。日内瓦有天然的群山阻隔和不谙世事的当地居民。约翰·加尔文因宣传新的宗教理念在巴黎被驱逐出境，先避难于瑞士的巴塞尔，在这里，他出版了他的经典著作，《基督教原理》1536，随后数以千计的信徒追随加尔文来到日内瓦，这一历史的偶然于不知不觉中成就了这座城市，最终成为世界钟表制造的摇篮。这很有些像四个世纪后纳粹法西斯迫害德国科学家导致他们前往美国避难的前奏。在这两个时代中，仅占世界人口万分之零点几的怀有绝技的避难者使一个国家的面目大为改观。
1515年，日内瓦圣皮埃尔大教堂的大钟需要修理，可在城里找不到懂技术的钟表匠，因此一直被搁置到1550年。之后，跟随加尔文来的新教徒中有人挺身而出，勇担重任，他们中有法国人、有德国人、意大利人以及英国人。到1600年，日内瓦大约有了25名精通钟表制作工艺的顶级技师，他们每一位都是一个钟表制作班子的核心人物。17世纪结束之前，发展到了100多名，围绕他们的是将近400名熟练的技工和每年制造5000只钟表的产量，在其后的岁月里，这100多名技师逐渐发展成了今天享誉世界的100多个瑞士手表的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