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表时计堂内容来源：万表世界时间：2021-09-28 17:17:39
广钟在中国自主生产钟表的历史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明清时期，钟表随着大航海的贸易家们从西洋传入中国时，广州就作为为数不多的，甚至有时是唯一的通商口岸最早接触到了西方的机械计时钟表，这也为日后的广州制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式微与衰落（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
“在十八世纪，钟表和有发条装置的玩具成为欧洲人与中国朝廷打交道时最宝贵的通用物品。”（〔美〕布尔斯廷：《叩开中国大门》）在中国商人与外商之间使用的英文术语中，将音乐盒在内的机械钟表统称为“sing-songs”，这是因为钟表多带有可以演奏和谐曲调的音乐装置。（〔葡〕白乐嘉：《自鸣钟贸易》，朱彦存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钟从这些“最宝贵”的器物中获得技术的借鉴，同时融入本土艺术的灵感，其制作也在乾隆朝中期渐入佳境。然而，这些输送到皇宫的钟表终究是权力的象征，当权力遇到挑战，尤其是清朝走向衰落之际，广钟的鼎盛之态也将式微，成为整个时代拐点的象征物之一。
此图收录在《播喴与中国》
嘉庆帝继位后明确表示，不需要钟表和自鸣鸟之类的机械物品。身处宫廷陈设之中，作为帝王一定会接触钟表，但嘉庆帝却不像其父那样嗜好钟表，他的态度令广钟输入清宫的机会减小。进入19世纪，不仅英国对华贸易趋向于鸦片，而且瑞士表被越来越多地进口到中国。由此，时代的风向越来越聚焦小型化钟表。1818年来到广州的爱德华•播威（1797-1849），更是瑞士表在中国推广的中坚人物。（常伟：《播喴与中国》）他以十三行的荷兰商馆为驻地，依托瑞士家乡的制造资源，陆续为大清帝国输入时辰表。1817年始任两广总督的阮元（1764-1849），曾专为时辰表作诗曰：
悬之腰带间，铜使日相从；
置之枕函旁，铮铮入清梦。
爱德华•播威是开拓中国市场的瑞士制表家族成员
此人名收录在2021《时计历》世界时计匠师名录
缺少了皇室这个最大的客户，广钟的发展自然要面向民间，而作品的风格也要脱离浮华与矫饰。嘉庆十四年（1809）出版的《自鸣钟表图法》，作者徐朝俊在序言中说：“至于一切矜奇竞巧，如指日、捧牌、奏乐、翻水、走人、拳戏、浴鹜、行船以及现太阴盈虚、变名葩开谢诸巧法，只饰美观、无关实用，且近于奇技淫巧之嫌。”其中的“巧法”在乾隆朝广钟制作中比比皆是，如今却成为奇技淫巧的口舌之嫌，这反映了中国与西方钟表业在观念上的区别——国人轻技巧、西人重科学。当钟表审美之风转变，广钟则化繁为简、化奢侈为质朴。虽然延续珐琅等手工艺装饰外观，但在机芯内部以及机械设置方面已大大简化，这样便于控制成本也利于销售。
随着广钟的成本优势越来越强，在广州的英国人查理•麦尼克（1776-1824）于1815年2月5日写信给其父谈到：中国时钟只需洋钟一半的价格就可以买到。（〔英〕格林堡：《1834年以前广州贸易的发展》）这条记录清晰地指出当时广钟的价格情况。另有外销画描绘了19世纪上半叶广州钟表店的形象，为当时座钟与挂钟的造型提供了线索。按照研究者的说法，这些钟受到英国设计风格的影响。（〔美〕中美贸易博物馆编：《中国的行市——广州的工艺行会》）根据现存的实物比对，这些钟应该是广州本地所造，整体外壳为木制，正面的上半部分具有绘画等装饰，下半部分为时间显示盘。这些进入民间市场的广钟，无论从外形体积、还是内部构造，都可以说是广钟鼎盛时期的简化版。
广州钟表店绘画，座钟与挂钟的样式极为典型
广钟，收录在许昆、高斌：
《钟鸣盛时——古董钟表至臻展》图录
（113号藏品）
同时在这种简化中还流露出一种落后。根据西方钟表技术发展史，随着惠更斯发明钟摆，锚形擒纵器也应运而生，这是替代冠状轮擒纵器的技术进步。我们知道，18世纪中后期锚形擒纵器全面取代了冠状轮擒纵器，而在中国制造的广钟、苏钟中却没有进行变革，而是一直采用冠状轮擒纵器。（庆龙：《时光技艺之一——古董钟收藏与鉴赏》）事实上，广钟工匠应该发现了锚形擒纵器的不同，但为什么没有采用呢？同样是钟表，在西方作为时间的显示机器，在中国则跟花瓶和鼻烟壶没什么区别，不过是权贵的“玩意儿”。（杜君立：《中国的时间》）这恰好也回答了一个核心问题：时人虽然收集、制造钟表，但对钟表知识了解与否、对钟表技术推广与否则不是重点，也不是关心的事情。（〔美〕史景迁：《中国科技的对话》）
